近期，在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业技术人员在整理部分回收的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小灵猫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

在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拍摄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雄）。（2021年5月15日摄）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过去，由于大片森林被砍伐，白颈长尾雉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再加上非法盗猎，使其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如今，保护区内白颈长尾雉数量明显增加。从监测视频可以看到，它们有的成双成对，有的还“拖家带口”觅食。

在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拍摄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2019年8月26日摄）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湖南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志林说，2018年湖南将保护区全域划入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珍稀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促进了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种群的壮大。

中共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一招，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的30余项文件中都提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吉喜说，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起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性的生态支撑。

湖南是国内第一批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省份之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湖南一些林业大县反馈，当地林农担心人工商品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后不能采伐。

接到反馈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专题研讨，提出成片分布人工林不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为了保持生态保护红线的完整性，零散分布的人工商品林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后续优先将这部分人工林转为公益林，纳入公益林补偿等措施保障林农利益。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说，“红线区”不是“无人区”，农户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的微观主体，其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关系到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社会公平性。

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表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

高吉喜介绍，过去，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在保护区基础上建立荒野地保护区，所谓荒野地是有生态价值、没有人或人烟稀少的地方，保护相对容易。而中国提出的“生态红线制度”，要用科学的方法评估识别重要生态保护区域，并充分考虑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在不改变生态性质和生态功能的情况下，红线区允许适当的人类活动，从而达到既可提供生态服务，又可保障原居民正常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目的。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年轻人在巡山。（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贺俊怡 摄）

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密集地区，也划定了面积可观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有人类的地方更需要科学识别出重要生态区域，以尽快保护起来，避免被破坏。所以中国提出的生态红线方案意义重大。”高吉喜说。

中国的这一模式与制度也得到了海外专家认可。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埃里克·索尔海姆在2019年接受生态环境部生态保护红线办公室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生态保护红线模式和制度是宏大和重要的，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帮助世界解决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存共生的问题。

安徽省黄山市，皖南古村之韵和山水之美。新华社记者 韩晓雨 摄

目前，全球各国保护地建立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构建的保护地体系为模式。

高吉喜介绍，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全球保护地建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保护地的面积难以无限扩大、难以满足《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等问题。大部分国家保护区面积在10%至20%之间，全球各个大板块自然保护区面积整体偏少。

图为生态博物馆贵州黎平堂安侗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贺俊怡 摄）

“因此，要想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需要大幅提高保护地面积，而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就是可供借鉴的模式。”高吉喜说，目前已有一些专家借鉴中国方案将整个亚洲地区的生态保护区域识别出来，并即将在重要期刊上发布，表明我们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模式是可行的。

高吉喜建议，在向其他国家推广时，需根据本国国情，对评估方法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