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不断向前推进，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持续产生影响。尽管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在五四运动之后受到西学影响，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建构批评体系的重要维度。

传统文论资源与马克思主义

文艺批评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历史、社会、政治的指向。文艺复兴以后，虽然“无功利”的审美标准逐渐在西方文艺批评领域盛行，但其弊端亦随之而来。文艺批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到底是个人狂欢，还是遵循公共理性？这些问题引发长久讨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一问题得到了回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出发点是文艺实践，在评判标准上追求历史理性与审美判断的融合。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玛·哈克奈斯、敏·考茨基、保尔·恩斯特、斐迪南·拉萨尔等作家的指导，以及与这些作家的通信中对莎士比亚、席勒、巴尔扎克等作家的评论。

目前来看，1899年2月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大同学》一文是最早将马克思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文献。此后，以苏俄、日本为中介，学者们陆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引入中国，如郑振铎译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王统照译的《新俄罗斯艺术之谈屑》、陈望道著的《日本文坛最近状况》、瞿秋白译的《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沈雁冰译的《俄国文学与革命》等，都为马克思经典文本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奠基作用。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经典文艺论述系统介绍到国内，一些批评家从文艺批评的内在诉求出发，将唯物主义思想、无产阶级观念、群众意识引入批评。

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批评家往往具备上述特征。尽管其中一些人表面上否定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精神却是他们体内永恒的基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多次提到鲁迅，该文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当时的编者按称发表该文“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此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亦进一步巩固。今天看来，鲁迅扮演了现代文艺批评与古代文艺批评之间的中介角色，其身上潜存的中国特有的“传统话语”，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艺批评体系中的突出代表。或者说，古代“载道”传统、鲁迅与《讲话》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逻辑关系，鲁迅是中介，古代传统是源泉，《讲话》是动力。借助对鲁迅的学习和推崇，现代主流文艺批评话语得以形成。

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主流文学批评从五四时期“为人生”，到《讲话》中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理论进阶，本质上仍在延续着传统的“载道”思路。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艺观念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载道”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实践的精髓在于从现实出发，并为现实服务。在阶级社会中，实践的目的始终服务于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实际上，主流文艺批评中对鲁迅传统、对《讲话》精神、对文艺社会效果的重视，就是在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精神对话，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面孔。

传统文论资源与现实主义

随着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和第二次文代会（1953年）的召开，在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上，《讲话》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十年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周扬则对解放区自《讲话》发表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相比于茅盾的报告，周扬的报告更加重视“民族的”“民间的”文艺传统。

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表明：“新的文学艺术是不能脱离民族的传统而发展的，只有当它正确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遗产的精华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既反对对待民族遗产的“粗暴态度”，也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作风。周扬这份报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典型”问题的强调，报告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情况进行了反思，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很好地实现了学理性与政治性的结合。可以说，他的这份报告连同1956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一文最大限度地反思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机械主义错误，为新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参考。

从学理上讲，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现实主义。在其影响下，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成了中国文艺的“两翼”，古典文艺观念和概念术语又获得了复苏的机会。

首先来看典型问题。周扬之后，蔡仪、吴组缃、冯文炳等人或者直接进行理论充实，或者拓展指称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围绕对典型的讨论，很多古典艺术批评范畴开始获得新质。比如《“意境”杂谈》《典型初探》等文章便将典型与意境进行互释。今天看来，这些比附虽略显牵强，但却借助典型的推动使意境恢复了活力。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文艺理论研究者和美学研究者都曾参与其中，古代艺术批评术语和原则也就获得了存续机会。

其次来看形象思维问题对古典资源的借用。与“典型”类似，“形象思维”问题是横亘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批评现场的显性话语。其影响之广泛、参与学者之众、历史跨度之长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77年末至1978年初，《人民日报》和《诗刊》等报刊相继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信中将比、兴与形象思维相联系。发表之后，对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学者们纷纷表达对形象思维的看法，比如蔡仪就有《诗的比兴和形象思维的逻辑特性》《诗的赋法和形象思维的逻辑特性》等文章，朱光潜也在《西方美学史》1979年的修订版中直言，读了此信“憋了十几年的一肚子闷气一下子就通畅了”，由此足见，这一主流话语对文艺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出于建立完善学科体系的考虑，文艺学、美学学科逐渐被重视起来，一度出现了“美学热”。可以说，“形象思维”既是美学热潮的参与者，亦是这个潮流的建构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兴起的“意象”研究便是这一思潮的时代变体。实际上，正是由于“意象”与形象思维的密切联系，使其超过其他美学范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出镜率最高的古典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体系

进入21世纪已经有20多年，当代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彻底的体现。综观这段时间里古代与当代的对话，有遗憾之处，亦有可喜之处。遗憾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古代文艺研究与当代文艺批评仍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其次，在文学理论领域虽然持续存在“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声音，但实际成果不尽如人意，很多古代文论话语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使用范围更是非常有限。可喜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建构层面，很多研究者仍持贯通古今的乐观态度，“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等理论建构引起学界关注，随着学理上的逐渐完善，这些研究必将进入主流批评话语；第二，在大众普及层面，古典与当代的对接为传统批评的存续提供了可能，以《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为代表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复活传统的作用，依靠人工智能进行古典诗词创作的平台（如清华大学研发的“九歌”），为传统批评话语的激活提供了新空间。

在新时代的文艺背景下，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体系的呼声愈发强烈，并变成了一种文化自觉。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这些倡导不仅将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真正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同时也表明了重视现实、实践为先的态度。传统文艺批评资源与当代批评实践的紧密结合，将为中国特色文艺批评体系的建构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