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滔滔，寒风飕飕。1948年11月6日，在宜城官庄，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倒下了，就像高山上一棵参天的青松倒下了！
这位汉子被敌人连捅数刀，仍未倒下。敌人慌了，又打了两枪，便匆忙将他推进了咆哮的汉水之中。当天下午，解放军某团王团长带队赶到壮士就义的地方，只看到留下的一片血迹。王团长怀着沉痛的心情，脱下军帽盖在血上，又献上几抔黄土。战士们含泪鞠躬，临别宣誓:“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之后，他们催马而去，追剿残匪。
这位英勇牺牲的烈士，就是王克勤。
从小立志
王克勤（1907年4月18日——1948年10月6日），又名王亚祜、王保福、王利福、王德轩、王本仁、王道仁、王伯仁，也曾用母亲的姓氏取名，外号王哑喉。枣阳城关书院街人，后迁往南街。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王洪洲以行医、开药铺为业，间或教书。父亲王永达，排行老二，系门里师，门面挂有金字招牌，名为“王永和药铺”。母亲刘八姑，枣阳吴店农家女子。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克勤兄妹三人给人家帮工，以维持全家生计。
王克勤7岁入私塾，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勤奋好学。他与杨秀阡（曾是鄂北临时特委负责人）是同窗好友，课后喜欢登高，攀城墙，上魁星楼，互谈着长大了做什么。王克勤还常与秦志铭、王恩平（后来均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等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评论国事，关心时事，立下救国为民的宏愿。一次,王克勤在一篇作文中庄严写道:“长大以后，我一定要骑大马，挂盒子（枪），走天下，改改这不平的旧世界！”
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重负，王克勤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给人家打短工。后来，终因母亲多病，生活窘迫，而中途辍学。他回到家里，重操父辈之旧业，当上了一名店伙计，从此，王克勤便和医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投奔革命
192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枣阳建立了基层组织。王克勤的同学杨秀阡、秦志铭、王恩平，相继加入党组织。由于这个机缘，王克勤得以和他们接触，并参加革命。
次年，经共青团枣阳县委宣传部长王惠兰介绍，王克勤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王克勤的药店成了地下党员常来聚首的地方。不久，他担任共青团枣阳县委书记，主抓枣阳青年联合会和枣阳学联的工作。
1927年麦青时节，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封建势力的彻底崩溃正指日可待。枣阳县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王克勤是其中成员之一。他和王惠兰、马恕庵等人，奉命前往襄阳，押送枣阳县商会反动会长熊兴斋。然而，风云突变，襄阳军阁头目张联升叛变革命。在地方军阀队伍的追捕下，王克勤随伴从东城门潜走，转而回到枣阳。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枣阳的爪牙杜进德亦随之叛变。不日，将国民党枣阳县党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抄掠一空。王克勤的家被抄，其母刘氏被押入监牢,其三叔父王永奎因印刷革命传单而被抓进黉学，毒打致死。自然，王克勤也在追捕之列。县党部被砸后，他随革命同志从民伦堂逃出逆境，在补鞋匠张学元家里暂避一日，夜深人静时离开县城。
王克勤手提药箱，跟随程克绳等人向东乡走去。行至望城岗时，他折转身子，面对县城说:“等着吧，老子有朝一日杀回枣阳城，打死‘狗子’们！”王克勤血气方刚，压不住怒火中烧。
同年秋，王克勤参加了枣阳县农民赤卫队，闹暴动，打民团,除劣绅。入冬，他同杨秀阡、张慕谦、施化民一起，领导并参与了枣东兴隆集除八害的斗争。当场击毙王炉青、方德轩等5名土豪劣绅。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将谢少梅、王子成、李二雷这三个活案子押上审判台。王克勤执笔列叙了敌人各条罪状，由杨秀阡上台当众宣布后，将三犯处决。此举威震四乡，大快人心。
险中当任
1928年夏，枣阳革命受挫，王克勤不宜留该地工作。党组织考虑再三，决定安排他转移到襄阳，后在竹条铺任区委书记。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依然开药铺，依然手提药箱走南闯北。6月中旬，屡遭破坏的襄阳县委又得以改组，施兴圃任书记，王克勤等人任委员。县委机关设于樊城国民小学等处，由鄂北特委襄阳接头处负责人、私塾教师王步岳，与王克勤联络，开展工作。
同年11月，负责县委工作的黄德良遭敌逮捕，形势日趋恶化。正在这时，隐蔽在南阳一带的鄂北党负责同志，会同南阳特委，在邓县白落堰召开代表会议，拟成立豫鄂边特委。在特委委员李金铭的指导下，再次重组襄阳县委，王克勤任书记，黄俊卿、老孙、李大姐任委员。尽管时局危险艰难，王克勤镇定自若，一边为老百姓看病，一边秘密联络同志，积极恢复基层党组织。
1929年春，特委命李金铭负责襄阳县委工作，王克勤调特委接头处工作。他在襄阳东门外开设一个小诊所，人来客往，好不热闹。此接头处分为三个联络点，第一联络点是王潜修，第二联络点是王克勤，第三联络点是教书先生王步岳。全是单线联系，非常严密。只有通过这三道关，方可与特委接上关系。王克勤负责中间环节的联络任务，承接两头，最为危险。他常把密件藏在药箱的夹层里或混于药包之中，多次闯过敌人的关卡。
创建医院
1930年夏，始建鄂北苏区，王克勤在党的工作中继续发挥自己的医务特长。1931年8月，他被调至黄龙垱苏区，负责建立红军后方医院，担任院长。
在战斗频繁的境况下，王克勤十分注意改善医疗条件，教育全院同志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有时药品奇缺，他多次向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汇报、建议，设法派人购运一些。王克勤和红军、地方游击队一起，数次在襄河和襄（阳）花（园）公路拦截敌船只、军车，曾获大批药品、药械以及布匹等军需物资。尽管如此，缺药现象仍时有发生。一次，王克勤交待炊事员说:“我们宁可不吃盐，也无论如何要保证有充足的食盐水为伤员擦洗伤口。”在保卫红军医院的战斗中，他不顾自己负伤,将身穿的长衫脱下，撕作布条，为伤员包扎伤口。
王克勤平时关心伤病员如同亲人，常去病室看望，和他们谈笑风生，鼓励他们以坚强的意志尽快养好伤、治好病，早日返回前线。红军医院开始设在马槽岭下的月儿冲，后迁至宜城新街附近的张家湾。形势紧张时，红军医院就办在马背上，随军前进。红小鬼李金锐（现任广州警备司令部顾问）忆起了当年巧用马尾巴的故事:“那是1931年冬，我在红军医院住院，上级命令医院同志跟随部队转战。我年龄还小，翻山越岭实在吃不消。王克勤院长看到我吃力的样子，便叫我拽住他的马尾巴。我照做了，果然上山省力多了。”王克勤为了多驮些药品、药械，他不骑马，和战士一样用双脚登山、跋涉。
1932年，鄂北苏区遭敌“围剿”。一次,王克勤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混在尸堆之中，侥幸死里逃生。临近分娩的妻子王爱兰（红军干部），带着六岁的儿子王和林，在鸟儿山被捕。敌人将王爱兰活埋于宜城下王家集北街附近，其子生死不明。
避居洋梓
苏区陷落，王克勤心忧如焚。迫于形势，他潜入随县洪山，给人家当长工。1933年春，转到钟祥跟人种地，间或教书。后来,钟祥县地下党组织凑了些钱，并通过关系，把他介绍到一个咸宁人开的“润生愈”药铺当大管事。
不久，原枣阳县委委员惠兴山（在胡家集行医）、原红九军廿六师师长余益庵（在鄂西旧口种菜园），相继同王克勤取上联系，并由龚德广、李家贞充任交通。这里，成了枣阳、襄阳旅钟同志联络站。
1934年，化名朱凤林的惠兴山，数次赴豫南寻找党，终与鄂豫边临时工委取得联系，带回了文件及活动经费，以开展党的活动。朝思暮想的日子到来了,王克勤兴奋得一夜未眠。随即，派原枣阳四区党团书记李海如，回县城南郊惠家岗枣林联络。李海如带上王克勤交给的《毛泽东自传》和《游击战争》这两本书，递转于候井联保处“师爷”叶汉宗（原枣阳县委委员，脱党），以作试验。后又经余益庵周旋，叶汉宗同意派两名党员（张立用，马金贵）充任保长。这样，就为枣阳返乡同志找到一个立足点。
1935年涨大水后，王克勒又到“源兴恒”药铺帮工，1936年，他独自开办了西药铺，借此联络和赈济同志和难友，如枣阳的杜亚良、马清安、龚德广、李海如，李帮江、李家贞、敖兴军，以及襄阳的赵歧周、刘贵杰等。他们三五成群，常在一处密会，议论形势，或传阅革命书刊。王克勤和同志们亲如手足，了解他们的思想脉搏和情绪，他总是鼓励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党会领导革命再起的，将来还愁没事干？
1936年秋，豫南党组织派童中玉到钟祥视察月余，王克勤和惠兴山汇报鄂北革命复苏的情况，听取了上级组织对今后工作的指示。暗夜，他们在里屋深谈。没点灯，只有吸烟时才露出一点微光。
抗日火旺
抗日烽火在鄂北烧起来了！
1938年春，王克勤为洋梓镇进步知识分子吴圣伊治好疑难病,吴甚为感谢，称赞王克勤“仁义之心，妙手回春”。从此，他们结成至友。为扩大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王克勤辅助吴圣伊开设新华书店，订阅、发行《新华日报》，经售《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抗日歌曲《大家唱》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传记、故事，倍受欢迎。新华书店也是联络站，后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输送青年同志作了大量工作。
1940年3月，王克勤转迁至宜城官庄。经好友朱大丹介绍，住在其亲戚许光珍家里。王克勤在保长王海美家里教私塾,仅一月余，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教室焚烧一尽。后在街上租了一间房子,王克勤自己开起药铺来。此时，他和许光珍感情日深，结为夫妻。
有一次，官庄附近龚家营农民胡丕华身患重病，危在旦夕。王克勤跟着来人直奔胡家，连一杯水也顾不得喝，就给病人请脉。当他把药递给病主时，听到的是“王大夫，没钱怎么办？”王克勤和蔼地回答:“没得钱不要紧,先救人！”就这样,王克勤很快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立稳了脚根。
受中共王家集区委的委派，王克勤在官庄建立地下联络站。一些做买卖的、玩猴戏的、打莲花落的，还有学生装束的陌生人,经常出入于王克勤家中。通过这些人，为新四军传递情报，多少次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
1941年6月下旬,王克勤接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是领导鄂北支队的随枣地委书记余益庵的手迹。王克勤根据领导要求，迅速把官庄的敌情、兵力等情况转告随枣地委。
第二天下午，鄂北支队派蒋顺鼎带一班战士，化装成蒋介石嫡系汤恩伯的队伍,大摇大摆地来到官庄十字街一家茶馆。驻在乡公所的县大队和乡丁躲进炮楼子里，把大门紧闭着。
“副官”向茶馆老板询问道:“你们保长在哪里？快把他给我找来。”
老板回答:“是,是！”
保长一进屋，点头哈腰逐一奉烟、递茶。
“副官”摆起架子说:“今天找你没得别的，我们师部急需300石大米，请你马上给我们办齐。”
保长一听，面带难色地说:“哎呀，长官，我们这河地出大米,只是没得这些。顶多百把石······”
“副官”听着，眼里冒火，上前踢了保长一脚，接着又打两耳光：“他妈的，老子们天天剿匪，拼命，你们享清福！”
保长慌忙改口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副官”这才把语气平稳下来：“那好，你立即找几个商家给我作保，要大商家，不要小商家。”
不大一会儿，保长领来九个当地的地主兼商人。“副官”遂一问明他们的姓名、职业，后把他们带到鄂北支队驻地帽子碑。“副官”命令一个不是地主的商人,回官庄找保长，限期交来钱物。
次日，银元和纸币七万多元，送到鄂北支队，解决了一百多战士的给养和部分炮弹购运费。后来，余益庵夸奖说:“王克勒是战斗在敌人身边的哨兵。”
1945年12月，中原军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带领新四军五师攻打襄阳双沟，路过枣阳。陈大姐把王克勤叫到跟前，关心地说:“回老家了，晚上去看看亲友吧。”
其实,王克勤在枣阳已无家可归了,他想了想，就到城关书院街家门二叔王子英家里，和叔婶兄弟叙叨家常。亲人们想到王克勤一家为革命牺牲数人的情景，都有意劝他留下来。他指着战士们守护的几口袋银元说:"革命需要我啊，明天还有新的战斗任务哩。”
凌晨，王克勤告别亲人，毅然踏上征途。他二叔不解地说:“保福（王克勤的乳名）这孩子，心太粗了。一家老小四离五散，放着不管。他管那么些银钱，分文不留就走了。”
英勇献身
1947年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年底，宜城东部地区获得解放。但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于失败，作垂死挣扎。
1948年11月5日下午，国民党乡长李翼昌和土匪曾三条，带人马又来官庄住下。不意夜半时分，解放军包围了官庄，捉走好几个土匪。
第二天上午，伪乡长、县中队长张广值的父亲张祥贵说：“你们天天说抓共产党，共产党就在你面前就闻不出气味？”李翼昌追问道:“是谁？”张祥贵回答:“隔壁王伯仁，游击队都是他引来的。”李翼昌恍然大悟说:“啊，原来他是个坐探。”
随即,敌人抄了王克勤的家,并把他吊上屋梁,严刑拷打。在邻居的帮助下,其妻许光珍一手抱着不满三月的儿子观清，一手牵着五岁的女儿观秀，逃离虎口。
几个街坊闻讯后，前去做保，表示交些钱了结此事。王克勤想到,这也是个脱身之计，便答应下来。可是，李翼昌这时态度强硬，杀气腾腾地说:“王伯仁，你把老子的人快整光了，老子不要钱，要你的命！谁来作保，照此办理！”王克勤吃力地说:“我王伯仁行医治病，积德行善，你们何苦这样对待我？”又是一番毒打，血和汗水浸湿了地面。敌人下毒手了,王克勤被杀害于汉水岸边。
鲜血染大地，与日相映红。王克勤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死，死的光荣。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永在！他的革命精神长存！
（来源：《英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