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金铭，号镜秋，1906 年7月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县（今枣阳市）徐寨光寺村的一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大金在世时，善于经营家业，生财有道。但他一生怕官，爱息事宁人，凡是本村有人要去“打官司”，虽与己无关，也要自备酒席，请本地头面人物就地调解说和，指望“和气生财”，人称为“和事佬”。当时兵匪横行，百姓常遭土匪抢掠和官府敲诈勒索，不堪袭扰。为振兴家业，李大金寄希望于儿女辈耕读传家，继承父志，立足社会，不被人欺，故竭力支持子辈们就学深造。

金铭有兄妹10人，他排行老三，幼年在本乡读私塾。1917年，因避匪患随家迁居樊城，住迎旭门内（后迁到襄阳大北门内18号关帝庙对门）。经人介绍金铭进入樊城鸿文书院（基督教教会学校，后称鸿文中学）就读。在鸿文中学时，他成为闹学潮的骨干份子，被校方开除后转入襄阳第十中学。由于受“五·四”运动和在襄樊传播马列主义真理的肖楚女的影响，金铭在火热的斗争中，由一个知识救国论者，锻炼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大革命时期，李金铭及其兄弟振九、金钢、金铃、金锐等受革命潮流的冲击，都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弟兄6人有5人参加革命，振九、金铭、金钢、金铃等四兄弟相继光荣牺牲，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

金铭从小目睹地主豪绅勾结官衙、狼狈为奸、欺压良民以及盗匪猖獗、生灵涂炭的现实。他认为，要铲除社会腐败，必须改变民众愚昧无知、不能奋力反抗之状态；而欲拯救黎民，便必须学习文化知识。因此，他学习勤奋，无论是国文、数学、经诗、英语还是体育各科成绩都不错。课余，他经常躲在寝室里偷读一些进步书刊。列宁领导俄国工农兵推翻沙皇的十月革命胜利，对他也有所触动。他想，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内有封建军阀横行，中国也可以俄为师，实现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襄樊，群情激愤，学生尤烈。以襄阳二师、鸿文中学等校学生为主体的1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和市民群众万人在樊城集会，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鸿文中学还把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师生举行纪念活动，写文章、办专刊、演讲演戏。李金铭等进步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唤起了民众觉醒，增强了反帝爱国信心。

1920年8月，肖楚女到襄阳二师任教，指导学生学习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新青年》杂志，并系统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批判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开拓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李金铭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实际锻炼，为进一步投入学生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3年，柯柏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教会办的学校）领导学生开展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斗争。为此，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斗争。斗争很快得到全国各地教会学校进步师生的响应。樊城教会学校（鸿文中学和淑华女中）的学生身受教会奴化教育的危害，对反帝特别敏感。李金铭经常和董振等一些进步师生在校院和自已家后院秘密开会，谈论分析学校情况：“为什么外国人要跑到中国来办学？学校的校务、训育、财政、人权等都由外国籍校长一人独揽？”他们结合当时形势，认识到：随着帝国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侵略的加深，他们必然要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们以办教育为名，来奴化青少年。

李金铭、高如松、董振等人在学校组织了“读书会”，吸收进步学生入会，研究课外专题。他们组织多才多艺的人，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课外生活，活动中注重加强知识基础与品德修养。他们还邀请德高望重的教师参加“读书会”，担任辅导员。该校有一个帝国主义思想严重的外国籍英语教师斯特潘·郎宁，有一次，他在英语课上提问：“西藏是中国领土吗？”学生们当时十分气愤地回答：“西藏当然是中国领土！”那个教师诡辩说：“西藏地方政府是讲英国语，还是讲中国汉语？”这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顿时课堂哗然。李金铭首先站起来，带头将这个教师哄出了教室。为此，经李金铭、高如松、董振、宋良猷等人组织，襄樊爆发了反教会学潮。学生们查阅英帝国主义侵华史，出墙报，有理有据地批驳帝国主义分子的谬论。他们还质问该校美籍校长：“为什么要控制中国教育大权，推行奴化教育？！”李金铭等号召以“读书会”学生为主，罢课游行，并纷纷退学转校。终于逼着校长辞退了那个英语教师，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

在“二·七”大罢工的影响下，1923年4月21日，李金铭等几位学联领导人组织召开了各校学联会议，决定动员社会力量，齐力抵制日货。会后，学生列队举旗击鼓，沿街游行，散发传单，号召市民禁用日货，并详列日货名单百余种公布于众。5月3日，樊城商人组成联合会，也大力支持学生的行动。学生穿军服，戴军帽，佩戴“检查员”标记，沿街抄查日货。5日，学生联合会从商人联合会得知，樊城黄邦载数船日货。由汉口逆水而上，值日检查员在张家湾拦截，因黄邦势众，学联又派300余名学生连夜前往与黄邦搏斗。在斗争中虽有数人受伤，但仍毫不畏惧，将货船拖上岸焚烧。

“国货维持会”的领袖李金铭、董振等为了将运动引向深入，于6月8日发动了襄樊两城抵制洋货的罢市游行活动，在店员、工人、商界人士和市民们的支持下，这一行动狠狠打击了封建军阀势力与奸商贩卖仇货的罪恶勾当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1924年冬，学校膳委会负责人陈书因贪污学生伙食费，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号称“四大金刚”的李金铭、马训、雷振、汪洋等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愤然掀起反教会奴化较育的鸿文学潮。他们在学校发动了反帝国主义教会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二师学生反对封建学阀的斗争。二师、十中、鸿文几个学校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学校当局斥责学生借故闹事，扩大事态，并以此作藉口，将李金铭等十名学生开除。这时，襄阳十中掀起驱旧迎新的第一次学潮取得了胜利。原鸿文中学被开除的十名学生受到十中师生的热烈欢迎，全部转入十中就读。这时二师在学潮中被开除的学生李抱一、左觉农、黄火青等许多学生也陆续转入十中。这些进步学生聚集在十中，汇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时，李金铭等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洋人坑害学生的败类”、“收回洋人手中的教育权”、“反对基督教搞奴化教育”等口号。他们把爱国行动与反帝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他们的进步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925年春，以李金铭等为首的被鸿文中学开除的学生和读书会其他学生商讨决定，发表了《反帝宣言》，控诉帝国主义者进行奴化教育的罪行。情绪高昂的反帝爱国学生，纷纷从鸿文离校，转入其他学校，积极投入学潮。直至该学校解散，外国籍校长和牧师灰溜溜的走了。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噩耗传来，襄樊各校停课，举行了追悼大会。李金铭利用召开大会的机会，以雄辩的口才、充沛的感情宣讲革命形势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进步师生和群众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6月14日，上海“五卅”惨案和湖北军阀枪杀学生事件的消息传到了襄阳，激起了学生的极大愤慨。次日，李金铭、高如松等人组织十中、二师、鸿文等几所学校学生500多人，撒传单、贴标语、游行、讲演、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店员罢市。学联还发起成立了“五卅后援会”，他们在襄樊、老河口、谷城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金额达4000多元，电汇给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行动。在此期间，李金铭代表襄樊学联到枣阳等地指导学生运动，领导组织中小学师生联合举行示威、为死难同胞报仇、抵制仇货等活动。

1925年8月，正当襄樊各界人民大力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之际，中共武汉地委派共产党员谢远定到襄阳十中（鹿门中学），以校监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发展党团员，创建党团组织。他一到校，就对学运领导人李金铭等人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他一面领导学生运动，一面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9月，谢远定首先介绍吸收了在实践斗争中经受锻炼的学运先锋李金铭、高如松、李绍棠、宋良猷、焦如松、马游、董振、董子佩、方复升、燕文新等10名学生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0月，李金铭、高如松、董振等，第一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月，省学联主席包泽英来到襄阳，在鼓楼召开了襄樊学联会议，传达省学联代表会议精神，研究下一步工作。襄阳县长叶于藩下令逮捕了包泽英。为此，李金铭等带领学联2000多名学生，于10日包围了县政府，痛打了县长叶于藩，与县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26年5月，国民党襄阳县党部召开了第一届执监委员会，改组了县党部，调整了负责人，李金铭任工运部长。这对李金铭进一步开展宣传发动组织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

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县党部工运部长、襄阳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李金铭亲自主持成立了“襄樊钱业工会”“襄樊绸缎布业工会、“襄樊船业航员工会”、“襄樊卷烟工会”。当时各群众团体、独立第九师政治部派员参加并祝贺。不久，又成立了“襄沙公路汽车工会”、“邮电职工工会”“襄花公路汽车工会”、“双沟京广货店员工会”、“东津店员工会”。后又成立了“襄阳县总工会”。工会建立以后，主要在手工业作坊的工人、店员中开展工作。教工人唱《国民革命歌》等歌曲，并成立了“襄樊青年联合会”（即店员联合会）。从那以后，“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歌声，响彻襄樊两城的大街小巷。在此期间，李金铭还到谷城县指导学运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谷城县学生联合会于1927年春在城关镇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为配合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在社会各个角落演讲、宣传，成了当时反帝爱国的急先锋。

1927年初夏，善于见风转舵的襄郧镇守使张联升看到蒋介石叛变革命，遂充当蒋介石在鄂北地区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在鄂北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学运、工运的深入发展是张联升叛变革命的心腹之患，他便采用恐吓、威胁等卑鄙的手段对付学运领袖。他一方面明令禁止结党、集会、游行，另一方面指使无赖之徒沿街张贴“打倒李金铭”等人的大幅标语。有一天，张联升要单独“召见”李金铭去使署“谈判”。金铭和其他同志都预料到这次“召见谈判”非同往常，而是张联升进一步镇压革命的信号。同志们劝阻说：“张联升居心叵测，以不去为好。”金铭为了革命，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他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这次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去闯！正好还可以用这个机会同张联升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不能错过良机。”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李金铭毅然前往。

张联升在使署门前布置了两排军警，枪上上了刺刀，列队站立两旁，如临大敌。李金铭衣着整洁，精神抖数，迈着雄健的步伐，朝着以武装“夹道欢迎”的队列中间走去。张联升见到李金铭，狞笑地说：“请李先生来谈谈，本署奉上峰之令，严禁结党游行，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本师长已明令晓谕周知在案，近来李先生不断策动结社游行，违犯上峰命令，法纪难宽容！”李金铭慨然回答：“国民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既定国策，动员工农起来反帝，反北洋军阀，乃民心所向，时代洪流，顺天应理，违犯了谁家的章法？今天，如没有李金铭为工运、学运头领，自然会有更多的出类拔萃的干才，推动时代潮流澎湃发展。张帅素为识时务的俊才，当权衡目前形势，循章办事，坚持正义，逆潮流而动者，必为人民所唾弃！”张联升理屈辞穷，怏怏没趣，又慑于襄樊学运、工运的威力，对李金铭不敢轻易下手。张联升自我解嘲地说：“请李先生来署，只不过随便聊聊，望先生善自保重。”遂挥手示意，撤走军警，派副官陪送李金铭离开使署。李金铭在等候门外的学联代表、工人群众的护卫下安全返回寓所。

五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组织把李金铭从襄樊派到谷城县担任党的负责人，开展地下工作。他首先以谷城五山九里岗为中心，用同学孟宪之家为联络站，积极进行着革命工作。金铭日夜奔走于石花、五山之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进步农民入党入团，建立党团组织。他先后发展了孟宪之、孟森林、孟国夫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后在谷城建立发展党团组织。此间，他一方面联络在外地的谷城籍学生，号召他们利用节假日机会回县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民众，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秘密串党，在已发展的党员中挑选骨干，分头活动，分片指导。他还利用知识分子党员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威望，从其家族和亲戚中培养积极分子入党。李金铭在注重发展党团员的同时，还时刻注意培养党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他从长远考虑，在又已发展的党员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选拔输送了孟宪之等一批骨干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其他学校学习，以便他们结业后回乡更好地领导谷城农民革命运动。这一时期，谷城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其中共产党员数十名，共青团员百余名，农民协会会员数百名，遍布全县各地，成了在谷城传播革命的火种，对推动谷城农民运动的高潮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5月，由于张联升公开叛变革命，鄂北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李金铭随其他主要领导人奉命转移到武汉，金铭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

六

1927年7月15日，江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了革命。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了大屠杀，大革命运动至此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广大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镇压所吓倒。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共鄂北特委成立。李金铭受鄂北特委派遣，从武昌回到襄阳、谷城、南漳一带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秋收暴动。马适安、高如松、李金铭受上级指派，于8月组建了中共襄阳县执行委员会，李金铭任委员。他的革命活动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他们抓不到他，就把他哥哥抓了起来，并强行把金铭家的百亩田地没收，还查封了两栋房屋。

1928年春，李金铭、李实、李庭兰、孙孝诚等受党的委派，先后在谷城领导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地下党员。他们先后发展了400余名党员，近万名农会会员，为谷城的秋暴运动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5月14日，李金铭、高如松在谷城盛骆坪附近的山沟里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县骨干会议，参加会议者有20余人。会议主要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上级要求的秋暴任务。会议作出了在石花发起暴动的计划。会议告诉大家，这次暴动是和全国的秋暴计划联系在一起的，重点申明了毛泽东委员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指示，分析了谷城、石花等地的敌我形势。任命了暴动队伍正、副指挥。18日夜，组织全县各地赤卫队和可利用的大刀会等各路人马2万人，秘密埋伏于石花街周围。19日拂晓开始进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敌欧阳生师、米文和旅、彭国玺团，在伤亡300余人后，残部逃往县城。敌团长彭国玺被击毙。农民军一度占领了石花街。

暴动队伍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3次大的战斗，对每次战斗金铭都给予了认真指导。在8月4日的再次暴动中，攻破了县城，火烧了城门楼，赶走了县长，砸开了监狱，放了犯人，烧毁了司法卷宗、公文薄册、地契，搜获了县衙内的一切财物。最后放火把县衙也烧了。暴动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在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在谷城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8月中旬，桂系军阀马文德部和鄂北清乡军先后到谷城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谷城的山山水水。鄂北特委为了保存实力，部分领导人被迫转移分散。谷城革命运动也遭到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9月李抱一（李实）、杨秀阡、李金铭、宋良猷、袁书堂、杜仲安、左泽民（左觉农）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均县、光化、谷城3县组建中共均、光、谷3县联席会。李抱一任书记，其他为委员。鄂北各县的一些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陆续来与3县联席会联系工作，同他们接党的关系。因此3县联席会当时实际工作上起着指导鄂北党的工作的作用。11月，李金铭在与湖北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前往河南南阳特委接上了横向关系，在邓县急滩参加召开了一次鄂北、豫南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恢复发展党组织等问题。会后，由于襄阳县委书记黄德良被捕，县委陷入瘫痪。李金铭接受了重建襄阳县委的重任。他一到襄阳，很快找到了隐蔽在竹条铺开药店的原共青团枣阳县委书记王克勤，并指定王担任中共襄阳县委书记，黄俊卿、王振三等为县委委员。县委机关设于竹条铺，王克勤以开药铺为掩护。他指出：县委主要任务是秘密联络失散的同志，营教被捕的革命者，恢复各地党的基层组织。

1929年2月3日，由中共均（县）、谷（城）、光（化）3县联席会发起召集鄂北各县代表会议，拟选举成立鄂北临时特委。恰遇大雪阻隔，仅到枣（阳）、光（化）、谷（城）、均（县）4县代表，于是5日遂决定暂且选举建立“中共鄂北四县临时特委”。傅良驹任书记，杨秀阡任组织部长，李金铭任宣传部长，李抱一、杜仲安、袁书堂、宋士先为委员。四县临时特委成立后，一方面整理四县工作，一方面与其他各县发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鄂北特委的作用。因环境异常恶劣，3月撤销襄阳县委，由李金铭负责组建成立了汉南、汉北两个特区，属特委领导。四县临时特委为了求得中央的支持和指示，派傅良驹前往中央联系。傅途经开封时被捕。临特遂派李金铭赴河南，找到豫西特委书记郝久亭，试图探讯转接中央关系，不料他们也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四县临特继由代理书记李抱一前往中央，1929年夏李金铭代理临特书记。同年夏至秋，临特相继又派杜仲安、杨秀阡等前赴上海找中央，家里特委成员仅余三人，李金铭身负重任，自筹经费，苦力支撑，为革命奔波不息。8月26日杨秀阡自上海经洪湖返回，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四县临时特委改称鄂北临时特委，李金铭任书记。此后同杨秀阡一起在枣西、襄东一带着手恢复党组织活动。

七

1930年元月，李抱一在上海给鄂北临特来信通知说，他已经与中央接上关系，并留在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要李金铭到上海与中央接关系。金铭接到信后即又自备经费负任前往，到中央接上关系，汇报了鄂北几年来的工作情况，此后他被留在中央学习。3月初，在上海的湖北省委派聂鸿钧同李金铭一起到鄂北巡视指导恢复中共鄂北特委。3月9日，聂鸿钓在光化召开了鄂北临特会议，正式宣布重建鄂北特委。聂鸿钧任书记，委员李金铭、张履中、杨秀阡、袁书堂、宋士先、程克绳、宋良猷、傅良驹。李金铭并任宣传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襄阳县临时委员会，由李金铭兼任县委书记。不久，金铭又被拟任红九军军长。他为扩大革命武装创建红九军，曾亲自到老河口一带作匪运，搞枪支。他慷慨解囊，周济同志，四处奔忙，指挥工作，经常来往在襄阳、光化、谷城、枣阳等地，开创鄂北革命新局面。

1930年5月下旬，李金铭到襄东检查工作路过襄樊，又行至双沟附近的龚咀，被胡庄土匪李粪堆裹挟。后土匪被双沟国民党驻军打散，金铭落入国民党军之手。敌军审问多次，李金铭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由双沟地下党员李大相出面用钱作保营救获释。他在去双沟汽车站买票时，被叛徒崔中玉认出而告密，又被国民党五十一师范石生部一营营长程云将逮捕。敌人用尽各种刑具审讯逼供，金铭的胸部、背部和胳膊两腋被香火、炭火烧烂了，受尽种种酷刑。敌人从金铭口中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他们见硬的不行，又用软化引诱手段，无耻地说：“你们革命了这多年，能成功吗？你承认是共产党了，跟我们干，仍然还可以当官！”李金铭怒目相视、横眉冷对，坚定地回答：“革命者坚信真理在我们手里，有四万万同胞作后盾，请看将来人民坐天下！”敌人黔驴技尽，无可奈何。6月上旬，李金铭被敌人枪杀于襄阳县双沟镇南门外，时年24岁。

李金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的英名如一座丰碑，永垂不朽！

参考资料：《英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