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在北京四十年

屈指算来，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44年了。

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宿舍可住，临时住北影招待所的一张床位。半年后分到了一间单人宿舍，11平米。那是筒子楼，家家户户在走廊做饭，每日三次，走廊里定时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人们边做饭边聊天，十分热闹，关系也都非常好，很少发生过争吵现象。

我在11平方米的家里有了儿子，做了父亲。三四年后，厂里分房，我搬了一次家——从走廊这头搬到了走廊那头，家大了，14平方米了。我顾不上粉刷，将老父亲从哈尔滨请来，帮我接送入托的儿子。老父亲当天郑重地对我说：“儿子，你一参加工作就分到了住房，而且还是木板地，有福啊，你知足吧。”我确实很知足。

当年，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是分不到住房的，某些单位连集体宿舍也无法提供。而我们那筒子楼里，不但住着入职一二十年的老职工全家，还住着几位夫妻两地分居的科长、处长——他们已经与家眷分居多年了，家眷很难调入北京。

我的老父亲不可能与我们夫妻共同住在14平方米的家里，老母亲也不可能与老父亲同时来京，那就更没法住了。我为老父亲买了一张折叠床，他每晚就睡在我的办公室。

老父亲离京返哈，老母亲才接踵而来。

几天后，老母亲问我：“儿子，你不是分到北京了吗？”

我说：“是啊，咱家不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吗？”

老母亲说：“可北影大门外哪儿像城市啊？这地方不是叫什么太平庄吗？敢情你是名义上分到了北京，单位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庄的地面啊！儿子，那你的城市户口还保留着吗？”老母亲一脸忧虑。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打消了她的忧虑。

当年北影大门外那条路叫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16路公交的一站正对北影大门。那条路仅中间部分是柏油铺成的，而且处处龟裂，有的地方还塌陷了。柏油路面的两旁是沙土路。也不仅那条路如此，纵横于那一带的路全那样。

北影对面是中国教育出版社，它的院门和主楼当年算是“气派”的，现在看自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了。它的右边是部队家属院，再右边是北太平庄商店，那一地带最大的商店，只一层，内外都很老旧，面积五六百平方米。秋末也在店外卖大白菜，小丘般的菜堆常码在人行道上。往往，人们起早贪黑地排长队，唯恐买不到。

北太平庄商店是马路那一侧的终端。中国教育出版社的左边除了几处平房，再就没什么建筑物了。平房更左边，是一小片野草丛生之地，狗尾草居多。而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一侧，右边是一片菜地，属于所谓“城中村”。左边依次是部队干休所、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影左边，似乎曾有一处小旅馆，便也到头了。

那时我年轻，单身时偶尔晨跑——从北影向右，跑过菜地转弯，一直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边跑，再转弯经过北医三院，跑跑走走回到北影。所经虽然都是北京有名的单位，但周边未免荒凉。于是也会像我老母亲那样想——我真的算是北京人吗？也许说是某“庄”之人更恰当吧？

几年后，新影左边的小旅馆拆了，建成了10层的远望楼。它在当年使不少北太平庄地区的居民为之喜悦，都说从此北太平庄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了。

10年后，北影门前修起了高架桥和过街天桥——那条路成了三环之一段，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在曾经的菜地上开始修建了。

三环的出现似乎是一道界限的划分，那边算市区，这边叫“环外”。“环外”有接近市区的意思，也有终归不属于市区的意思。三环曾使北影、新影的职工及家属一度失落，因为分明被划到了市区以外。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北京，五环内外已经处处高楼林立，新区多见，繁华多了。居住在三环边上的人家，等于居住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了。

1988年底，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那时北京电影学院从郊区迁入市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大楼也盖起来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3个单位，同处于横竖两条主要马路交叉的直角地带。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三环边上，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健安西路边上。

健安西路是一条极短的一头“堵死”的小街。也不是完全堵死了，只不过机动车是通行不过去的，但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可穿穿绕绕地到达前边的横街。这条小街的一侧是一家便民饭店、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区后门、前进小学、部队干休所后门，另一侧是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土城墙顾名思义是土堆成的。

当年那条小街极幽静，“遗址”却只能用幽静来形容。其上有片老树林，此外野蒿遍布。其间有条臭水沟，名字却起得很好，叫“小月河”。天黑以后的“遗址”，即使是胆大的人，也宁可绕远而决不图近便从遗址中穿过。连公安部门都提醒，那是很不安全的。

不知从哪天开始，小街上出现了摊车，不久又出现了地摊。居民觉得方便，东西也便宜，以乐见的态度接受之。于是卖主们将那条小街当成了摆摊的固定地点。

一个月后，不得了啦，从早上6点到9点多，有时到10点，小街几乎水泄不通了。就是两手空空的，也得侧身才能通过。而那个钟点，正是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是“干休所”老干部们乘车出行之际。小街上的居民本没那么多，因为周边的居民也来了，所以才会形成人挤人的局面。卖什么的都有，现场炸油条，煮馄饨，蒸包子，烤肉串，煎锅贴，更使整条小街烟气缭绕，杂味弥漫。那时，窗子临街的人家是不能开窗的。

小街终于安静下来以后，遍地垃圾。雨后，流淌着的水是黑的，浮着油花。

那条小街重铺过一次，焕然一新的面貌仅保持了一两个月。

2000年，我家在牡丹园北里买了房子，那条叫小关西街的小街，起初也很幽静。小区多了，居民多了以后，同样地，逐渐变成了一条脏街。路面重铺过一次，也很快就恢复其脏了。街道干部出面协同各方着力治理过一次，还成为新闻上了电视，街道干部还在电视中引用了我呼吁整顿的话。

只不过治理行动一过，脏乱差的程度与之前相比，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几年前，全市范围的大治理开始了。由于预先宣传得充分，道理讲得明白，而且不再是单独局部的行动，而是全市统一的行动，可以说所到之处，进展顺利。

健安西路那条小街终于又幽静了，干净了。土城公园更美了，成为了北京很有特色的一处街区公园。小关西街也干净了，还出现了美化街道的公益景观。

并且，治理过程没发生矛盾，一切顺顺当当地就把该做的事做成了。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居民是支持的，并且因为看到了好的结果而点赞。

如今，北京治理“脏乱差”现象的工作，成效喜人，有目共睹。正在进行的，是对老旧小区的深度改造，而这也是提高民生水平，深得人心之事。

我的外省朋友们，曾来过北京的，又来后都说：“北京比以前干净了，比以前美了。”他们的表扬指的是北京的“肌理”，即像健安西路和小关西街那样的小街小胡同。

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们则说：“放眼望去，无违章搭建，整洁美观，不愧是首都。”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若摆摊确系某家某户的生计，后续扶贫工作是否跟进了呢？

据我所知，各级政府扶贫工作也在扎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