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然而二者间却紧密相连。中国诗与中国画在文化基础、境界追求，以及对情与意的表达上是一致的。正因如此，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诗与画成为中国文人表达情志的两种重要手段，是故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关于诗画关系的经典表述。

翻开中国历代名人大字典，诗人与画家不在少数，兼善诗词、绘画的大家，亦占有不小的比例。在受禅宗思想深刻影响的唐宋时期，出现了唐代王维、皎然，五代贯休、巨然，北宋惠崇、苏轼，南宋法常等既是诗人亦是画家的文人名士。他们的诗词、绘画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苏轼《木石图》

我们今天品读、吟咏中国诗，欣赏、创作传统中国画，也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有深切体悟，否则可能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基。中国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形，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丰富的内蕴与妙处所在。

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禅宗思想的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求更上层楼。禅宗对“空性”“顿悟”的认知，也深刻塑造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创造。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与此有极大关系。

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的诗与画充分体现了对“空、远、静、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维于“有”中透视“无”，以禅境入诗境、画境。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见王维的诗境与画境是统一的。王维的诗画虽常常忽略对人物的描写或描绘，但他却让笔下的山水有了灵性，凸显出其独立自在的精神，营造出“空、远、静、寂”之境。

王维《雪溪图》

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诗与画“主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国诗、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点。唐代画家吴道子，尽管他的画中也具有抒情性，他能运用线条娴熟地表达感情。但他在画中的“抒情”还基本居于次要地位，是为叙事服务的。直到禅宗兴起，独具特色的中国文人画开始产生，此前中国画的“抒情”逐渐转变为“主情”。他们于画面上舍形取意。苏东坡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又在题《吴道子王维画》时曰：“吴生虽妙绝，尤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回过头来，我们再品读苏东坡的诗，欣赏苏东坡的画，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境界。一言一语，一笔一墨无不关乎情，“形似”显然不是他所在意的目的。

当然，中国诗与中国画对境界的追求，与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主张，儒家诗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等都有着重要的联系。

在传统儒家诗学看来，无论是诗词还是绘画，创作者往往注重通过“比兴”的手段，引发人的思考，笔不到意到，或笔在此而意在彼。我国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道：“兴者，起也”，南宋理学家、思想家朱熹于《朱子语类》中进一步说：“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

“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是中国诗词与中国画共同的表现手法。因为对自然的关照，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诗人、画家纷纷取之入诗、入画。汉字“清、空、寂、寒、静、幽、绝、灭、独、闲、去、水、夜、月”等成了中国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与此类似的是，“深山、云气、古寺、寒鸦、枯枝、幽林、孤草、苍苔”也成了画家笔下常绘之景，北宋欧阳修论绘画时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之趣，简远之心难形。寄意于毫素者，非高怀绝识，不能得其妙。”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钟书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是故文人读书写作之余近墨，或是画家创作闲暇之时撰文、作诗，皆是其情发意至之时的一种自然流露，亦是其文化陶养后的必然。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需要在传统哲学、诗词、绘画三方面融会贯通，才能在文学艺术的鉴赏与创作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冯朝辉，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