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四月间，西藏林芝境内漫山遍野的桃花美不胜收。江子在《去林芝看桃花》一文中写道：“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开，它向着我奔跑。好像是它终于认出我来，然后相邀着更多的桃花来与我相认。”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读江子的散文集《去林芝看桃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发现他始终试图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联系。他的笔触，并非胶着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挖掘与重现，而更在意历史对现实时空的影响。他的笔下，这种影响因子无处不在。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名字，著名的景观，无论多么令人炫目，必须和当下还有着关联，进入某一地域乃至更广阔时空范围的文化品格、文化气韵的铸造，才能进入他的视野。

这一点，其实正如他在《去梅雨潭》一文里写到的，“亲近山水，拥抱自然，历来是中国文人的本能。……清代张潮如此阐述过文学与山水的关系：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文章是案头之山水。那些涌动，耸立或者流淌的山水，是构成一个地方文化品格的重要元素”。

无论是行走还是思考、写作，江子看起来似乎是信马由缰的。所有的风景、古迹，在他的笔下，都是以某种猝不及防之势撞进了视野。在《去林芝看桃花》一文中，他这样写自己和桃花的相遇，“一路上它大片大片地盛开，它向着我奔跑。好像是它终于认出我来，然后相邀着更多的桃花来与我相认”。他在《初识香云纱》中，写自己是“跟着人群往前走”，才走进一间并不整洁的厂房，他皱着眉头打量布满四周的锈迹和泥泞时，才被告知此处正是香云纱的生产场地。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似乎漫不经心的相遇，在经过最初的心灵震颤后，古迹、古物中隐藏的历史，对他的写作欲望的激发才更加猛烈。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子的这种写作，也是“套路化”的。在一篇文章的开篇阶段，他在勾勒出某处山水景观、古迹风物的现实情状后，总是营造出一个类似于剧场的空间结构，这时，他的创作个性、眼光和思绪开始出场，开始向大地的褶皱、向历史的纵深处去打量。在《草木深》中，他写道：“与历史结缘的草木从时间的绞杀中成功突围，成为了历史的幸存者和阐释者。它们的每一片叶子的叶脉，都通向历史深处，风过时它们发出的每一次喧响，都是历史的回声。”

在逐渐沉潜入历史的过程中，他始终以一种拾级而上的思想步伐，对历史建立个人式的认知，继而打通历史和当下场景的隐形关联，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把对历史的想象与理解，融入个人精神空间的整个过程，这显然是一种难度更大、更具挑战性的写作。对于江子来说，历史是动态的、活泼的，仿佛是一个可以随时告诉他各种世间奥秘和人生智慧的邻家长者。他笔下的山水古迹，不仅凝聚了历史烟云的变幻，更成为历史表层下的河床，影响着某一地域的文化走向。这也正如他来到位于浙江建德的青柯院——手抄本《聊斋志异》首次完整刊刻的地方，在了解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异常艰辛漫长的刊刻历史后，他所写到的这样一段古代文人学者致力于文明薪火传递的“令人心酸又温暖”的故事对后人后世的影响，“这个故事中有血缘，有地缘，有江湖，也有庙堂，有落第秀才，也有官员、文化学者和富商。它地跨南北，时跨百年。在这貌似琐屑的俗世之中，有一种隐形而强大的意志，秘密传递着文明的薪火，进行着文明的辛苦接力，全力托举着闻名的信物，抵达了永恒之境，成为永不磨灭的民族文化记忆”。

江子的这些作品，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对风景本身的描述，一次次地对实景采取极简主义的处理方式。那些希望把游记散文当成旅游指南来看的旅游爱好者，并不是江子最期待的读者——尽管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林芝、玉龙雪山、赛里木湖、喀纳斯等地，都是驴友们所向往的目的地。这也让我想到，很多游记散文的写作者，其身份是二分的，先游客，再作家。但对于江子而言，二者都是模糊的。比起兴高采烈的游览者，他更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寻觅者。他不惮于用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来困扰自己。但是，当读者跟随他从这些碎片中，重建起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逻辑时，能够获得比阅读那些活色生香的游记类文章更多的快慰。

作为成熟的散文作家，江子的创作题材至今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格局，包括基于井冈山革命历史的红色叙事，基于景德镇瓷器烧造历史的地方叙事，基于自己早年乡村经历和当前农村生活现场的乡土叙事，以及汇聚于这本《去林芝看桃花》的历史文化叙事。通过这本散文集，江子所一次次走进的，既是大地的褶皱，又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