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红迹:辅仁大学旧址

本期“书生救国满京华”中我们要探访的第二个红色地标,是辅仁大学旧址,作为留守北平(北京的旧称之一)的抗日据点,仅在1944年该校就有数十名师生被日寇抓捕。

京畿红迹:辅仁大学旧址

留守北平与敌斗争

北京定阜街是一条宁静的街道,宽度只有两条车道。沿着定阜街向东走到尽头,便能看到一座古朴大气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正门是汉白玉石拱门,门上雕刻着山石松树的纹样;屋顶是三个排列有序的歇山式屋顶,覆绿色琉璃瓦,下有仿中国传统木斗拱形状的石拱,四角设有角楼。这里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又一前身——辅仁大学的旧址。

辅仁大学旧址(摄影:白杏珏)

辅仁大学所在地原为涛贝勒府。相较于不远处的恭王府,涛贝勒府的名气并不大,但其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涛贝勒府旧主载涛为光绪帝之弟,清朝覆灭后,载涛将王府“永租”(实为卖)给了美国本笃会,作为当时筹办的辅仁大学校址。

辅仁大学的前身为辅仁社,取《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典,原是教育家英敛之在香山景宜园开办的学校。英敛之去世后,陈垣接任社长,继续筹措款项,正式建立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主楼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整体雄伟大气,又不失典雅。

辅仁大学旧址

正如同时期的知名高校,那时的辅仁大学,不仅是学术的阵地,更是爱国运动的前线。

走进辅仁大学的校门,拾级而上,便来到了学校的礼堂。1932年11月22日,就是在这里,鲁迅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当时,为了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鲁迅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巡回演讲,批评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11月22日下午,辅仁大学门口人头攒动,其中有试图阻拦听众的警察,但更多的是闻讯而来的爱国师生。鲁迅一如既往身着长布袍,当他登上讲台时,大礼堂里挤满了观众,按照礼堂所能容纳的人数计算,总人数达到了一千两百人。鲁迅慷慨激昂的演讲点燃了人们对当局的愤怒,会场上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演讲进行到四十分钟左右,陈垣校长突然上台,递给了鲁迅先生一张纸条,而后领着他匆匆从后门离开。刚走一会儿,警察便冲进会场,礼堂内顿时一片混乱。

如今,礼堂早已没有当时的拥挤与嘈杂,但鲁迅坚定有力的话语,似乎还飘荡在空气中。走出礼堂,穿过走廊,路过一间间点缀着午后阳光的教室,来到图书馆的门前,便能看到主花园的入口。许多人来到这里,便会为这大观园一般的美景所吸引,流连忘返。其实,若是不急着进入主花园,而是转过身来,便会发现图书馆两侧各有一扇门,通向两个僻静的角落。这里没有美丽的连廊与亭阁,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景。走进右侧的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山坡,坡上立着一块书册形状的石碑。爬上小坡,能看到碑的正面为启功先生所题写的碑文:一二·九运动纪念碑。这块石碑所纪念的,正是辅仁大学师生动人心魄的爱国故事。

在1935年12月北平青年的两次爱国大游行中,辅仁大学的学生都是积极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参与游行的辅仁大学化学系学生文立征在给表弟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血和肉。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这位用血与肉抗争的爱国学生,南下山东,成了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1945年2月22日深夜,因叛徒告密,他遭到了敌伪武装的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他的动人故事,后来被电影《铁道游击队》所采用,政委李正即以其为原型。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正是千千万万如文立征一样的青年,用自己的身躯,在持久的黑暗中,燃起了熊熊之火。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成为日伪时期少数留下来的高校。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孑然独立,成为唯一不悬挂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教材、不开设日伪奴化课程的高校。为了监视控制师生,日伪经常来校盘问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从1939年开始,日伪甚至派遣特务到学校任教、上学,以严密监视爱国师生的一举一动。

真正的抗争,不仅是坚决抵抗,更是主动出击。最具代表性的是辅仁大学爱国社团“炎社”。北京师范大学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魏书亮介绍说,1938年,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人组织成立“炎社”,以顾炎武为楷模,积极进行抗战救国的宣传。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以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

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在课堂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此外,更积极组织活动,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个在沦陷区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组织,最终没有逃过日军的魔爪。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华北文教协会主要成员名单。随后,校内外华北文教协会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校内有张怀、董洗凡、徐恃峰、欧阳湘、赵锡禹等30余人。经4个月关押审讯,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1年多,饱受酷刑折磨,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以文化砥砺民族气节,以抗争护卫国家命运。辅仁大学的师生们,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诠释了“辅仁”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