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也许没有哪个学术用语比“内卷”更加出圈了。“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其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吉尔茨发现，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会不断增加水稻种植的劳动投入，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进行不计效率的生产，劳动趋于内卷，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

但是，经济学视角的内卷未能解释内卷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力。事实上，在当下语境中，内卷指向的是更为深刻的伦理意义的维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现代经济无法雇佣毫无纪律、“随心所欲”的劳动者。他们一旦脱离监督，就会想法设法偷懒，希望以最悠闲最不费力的方式赚取同样的薪水。换言之，现代社会需要“劳动力”做到的，绝不是简单的劳务付出，还需要拥有敏锐的专注力，需要“对工作负有义务”的职业精神，需要冷静的、克己自制的工作伦理。只有这种理性的坚毅性格，才能担负紧迫密集的工作强度。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家庭伦理和劳动伦理之上。几代人“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出人头地”，节衣缩食、勤奋工作、努力储蓄、任劳任怨，一切辛劳因为可以改变命运，因此都有了“奔头”。这种意义上的充实感，足以克服韦伯笔下“无心的享乐人”形象。

改革时代的劳动伦理不只是儒家传统的简单延伸，更来自于市场社会释放的上升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心态的突然流行，并不是“凡人版军备竞赛”升级，也并非“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因为这些恰恰构成改革时期财富增长的奥秘。年轻人内卷情绪的滋长，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奋斗的方向和自身未来感到迷茫。随着竞争门槛日渐抬高，人们付出的越来越多，却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当工作难以与更高远的人生价值发生关联，劳动也就陷入了自我空转的状态。

这种迷茫感，既可以表现为吐槽和抱怨，也呈现为郁闷与不满；既可以伪装成“码农”“社畜”和“打工人”的自嘲，也可以现形为“做一天耍三天”的三和大神。随着内卷感受越来越强，“鸡娃”（即望子成龙的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不停让孩子拼搏）、岗位要求水涨船高等现象愈演愈烈，年轻人的消费观、婚恋观和就业观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当大学生为了考试绩点激烈竞争，职场人士被打卡计时、996工作制、KPI考核等统计数据所约束，尽管更多的社交、消费与娱乐可以不断填补时间，但人们对人生意义和未来方向却显得越来越不确定。它表现为一方面对自身现状不满意，但同时又缺乏追求理想的动力；人们虽然在满负荷工作，但丝毫不影响事实存在的偷懒、糊弄和开小差。

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向上的工作伦理的锻造，个体的劳作奋斗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安顿。日益增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或许会让人感到压力，但人们的精神心态却不应就此内卷。唯有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好社会兜底保障工作，更加重视人们对于意义感和公正感的追求，才能让他们避免受到内卷的困惑，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面向未来。